Intelligent Being

大概高一的时候我在旧书摊淘到一本《北岛诗选》，至今都是我很珍视的书。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北岛大概即将去国或已然。80年代末，像他这样的情况还比较多。他过去的这20年，基本不再写诗，或者没有写出比《诗选》更好的诗；他游历多国，参加很多诗歌会，然后教授诗歌写作为生。虽然不出诗集了，北岛最近几年在这边还是出了几本散文集。现有《失败的书》，然后是《时间的玫瑰》，最近的《青灯》。他的书我必然要买。

昨晚读完新书《青灯》。为他一声叹息。和前面的书很接近，《青灯》辑录的主要是他的放逐生活，薄薄的书是厚厚的乡愁和故人往事的哀怨。不断游历不同国家，游走诸多诗歌会，认识一些西方主流的或边缘的文人诗人，01年后他开始有机会回国，然后留下一些回国印象。身在这个时候的故乡北京，他感到非常陌生，在故乡乡愁更重，物非人也非，认不出来了。更重要的是，这里已经没有了他熟悉的离开前的那种语言了。

这里越来越少异己人士，越来越少流亡。

在冷战的语境中，来自红色阵营的流亡诗人和知识份子构成了那个时代西方知识界和媒体圈的独特风景。流亡成为捷克人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最核心的议题，他的小说和评论似乎只能建立在对故国的回忆和当局的批判上而无二法。如果不是写那个他早不熟悉也被遗忘的故国往事，高行健也许很难找到吸引欧洲人的写作主题。虽然他们流亡去国，但又生活在故乡的过去。

他们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现在。

这就是现在的北岛。他已经不属于现在的中国，也不属于他生活和工作的加州；他的书告诉人们，他依然生活在过去，而且必须以过去为生。而流亡者的哀愁与今天的中国似乎有那么种的隔阂，甚至无关。我总是不禁要猜想，如果北岛90年代自由生活在北京，又会怎么样呢？既然离开了写诗的土地，自然也就不能写了。现在我们没有了杰出诗人，也不产生愤怒的流亡者。

他为伯克利的尊师写了首诗”青灯”，淡淡的不如当年朦胧的美和力量，似乎勉强为之。我看见的是青灯下60岁北岛的背影。

北岛失去了中国，中国失去了北岛。这都是我们的哀愁。

《爱因斯坦传》的作者Walter Isaacson写道：E=MC2（平方）是科学史上最优美和最具革命性的公式。它竟然如此简单，一个物理盲都能记住这个公式。这些天每晚睡觉前我都看一个小时这本传记，结果会做一些很复杂很无解的梦，一直到天亮。也许，这暗示爱因斯坦搞思考的问题对我的智力来说永远搞不懂。

小学语文课本说，爱因斯坦直到快五岁才开始说话，智力水平令人质疑。Isaacson的传记介绍，爱因斯坦从小的思维习惯是图像/视觉化的，他能visionalized他想的事。这可能与后来他在理论物理学方面的成就有某种关系，虽然他也证明他是个不错的发明家和工程师。但这世界上少一个发明家没有关系，但不能没有苏黎世专利局的三等专利审核员爱因斯坦。

这个公式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现代科学或许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中国或者东方文明国家。科学可能必然是西方的产物。当看到E=MC2这个公式，我想，中国的方块字文明无论如何也产生不了这个样的公式啊。现代科学中的数理化难道不都是拉丁字母表述的么？

“李约瑟难题”试图解释为什么中国在15世纪以后的600年都对世界科学技术进步没有任何贡献，虽然之前领先欧洲1000多年。除了诸多如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农业文明扼制竞争、禁海等原因，也许他们可以用拉丁字母不在中国以及它代表的思维方式来解释这个难题。

还好，如今我们都能用这些字母了。但是我们是否具有它的思维方式呢。这或已不重要。有人说，爱因斯坦这样的成就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出现在英国的文明里的，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可能源于他的犹太基因，一个能向斯宾诺莎那样抽象思考的科学家。

在中国，我们在工作方式实行资本主义，纳税上是社会主义。我等公司打工仔纳税税率达到了美国1%最富有人群的税率。而且还要受到纳税人供养的警察部门，城管部门，暂住证部门，党阶级的羞辱。

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2006年基于调整后总收入的美国1%最富有人群的平均税率为22.8%，略低于2005年，为连续第五年下降。该报报道，美国人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根据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发布的数据，2006年美国1%最富有人群在全国调整后总收入中占到了20年来的最大份额，甚至有可能是1929年以来的最高点。与此同时，最富有1%人群的平均税率跌到了至少18年来的最低水平。

由此可见美国依然是资本主义天堂啊。中国更是富人的天堂。因为我们不知道中国最富有的1%人群到底交了多少税，税率多少。我相信，他们的税率远远低于22%。

徐尽欢多次抱怨我的博文太长，通常如果有4段以上他都没有耐心读了，当然也可能是这些东西很无趣，不对胃口。但这不是一个孤案。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病理学家Bruce Friedman说，他已经没法再看《战争与和平》了，因为他已经丧失了阅读大部头书的能力。甚至一片超过3、4段的博克文章（和徐尽欢一样）对他来说都太长，不能消化。

其实，很多人如今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每天有多属数小时在互联网上，从一个网站到另一个网站，从一篇文章到另一篇文章（或者美女艳照），同时用MSN跟人聊天，间断回复点电子邮件，其实一天下来，很难真正读完一篇文章。何况是看书。写文章也变得容易。你可以迅速找到同类题目的文章和资料，迅速攒出一篇文章（象《周末画报》更加精明，从英文报道攒些文章来糊弄弱智的城市白领。吐了。）

伦敦大学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思考习惯也在改变：It is clear that users are not reading online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indeed there are signs that new forms of “reading” are emerging as users “power browse” horizontally through titles, contents pages and abstracts going for quick wins. It almost seems that they go online to avoid reading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似乎，互联网并没有让我们进化地更加聪明。相反，我们正变得更蠢。

很多人都看了吴宇森导演的《赤壁》，观后感基本一致：搞笑。比“功夫熊猫”还可乐。这样一来我都没有兴趣去电影院看了（口碑营销的力量）。吴宇森在TIME杂志上说，要把这部历史题材的片子拍得乐观点，因为他看过的中国历史题材的片子都很阴暗。至少这点他做到了，因为那么多人都乐了。

我一直没有迷过《三国》。前阵子流行易中天式的三国，我把马植杰的《三国史》看了一遍，算是在《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之间的一个TRADEOFF， 但似乎没有记下任何东西。也许读史真的不如读演义啊。

小学4年级之前，我都试图看过四大名著中除《红楼梦》外的三部。这些小说半文半白，对10岁左右的人来说还是困难了点，而且成年人的世界距离10岁的想象力依然太远。结果都是中途而废，从此再也不读了。至今也不提不起兴致。其实第一次读《红楼梦》已经是大二时候的事情了，结果被烦了一个暑假。直到5年前，我居然成了红迷，也差不多读尽各类主要红学书籍。

其实说起来，三国这段短短的历史如此被人津津乐道完全是托了戏曲小说的福。自古如此。因为最近几年的清宫戏，如“康熙大帝”“雍正王朝”，结果出现了清史热。至少我买了全套清史和一些康雍朝的史书。

也许吴大导演的戏被人取笑了，说不定再次引发一次三国史热潮。到未尝不是好事。

如果人类失去话题，世界将会怎样？似乎现代沟通手段越丰富，人就越容易成为流行话题/词汇的孤岛。有人颇为势力地描述《纽约客》杂志：如果你不看《纽约客》，你就没有美国的知识份子的话题。韩素音的自传小说《瑰宝》里，有人在聚会的时候问一个白人的政治观点，这个冒充殖民地上层社会人士的家伙回答说：我看《经济学人》。在耶鲁的骷髅会，在伊顿公学，公子哥们都有一套外人听不懂的词汇或者话题。这这种仅限于少数人群的词汇甚至口音势力得让人咬牙切齿。

最近我多次要跟人解释什么是“做俯卧撑push-up”。这很让人泄气。因为对方一点都不知道你在幽默。

垃圾横流的中文互联网世界在传播各种流行词汇的能力方面令人发指。比如最近的打酱油和做俯卧撑，都很周星驰式的无厘头。但集中了我们这个不自由社会的幽默和愤世嫉俗的态度。香港明星的床上照片既是网络传播的结果，“打酱油”也是网络的产物。火烧瓮安公安局既是网络传播出来的真实的谎言，“俯卧撑”也是网络成就的愤世嫉俗。都是网络的罪与罚。

如果你不在网络上，肯定绝缘这种话题；即便你在网络上，你也未必了解这个话题，因为你漠不关心。当多数人在使用这些让你摸不着头脑的词汇是，这是不是让你感到一些孤独呢？你发现你自己居然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世界成为了话题孤岛。

徐尽欢经常嘲笑同仁“没文化，真可怕”。换句话，如今“没话题，干着急”。因为你过时了。

多年前在老道工作的时候，我设法借到了一套纪录片光盘（当时居然势力地不向我等junior员工开放）The Commanding Height。这套纪录片可以说是激动人心的资本主义教义教科书。大学几年读什么英文管理课营销课会计课，但对自由市场一窍不通。不如一套纪录片。

The Commanding Height波澜壮阔地描绘了自由市场在西方和东欧的胜利，从撒切尔私有化到智利的市场改革，再到东欧市场解放。在这个故事中，所谓Chicago Boys是不可不提的，他们的导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更是不能不提。今年我已经多次写到弗里德曼，他的书也在陆陆续续地看。（《资本主义与自由》）

事实上，在The Commanding Height之前，就有过一个倡导自由市场和自由的纪录片Free to Choose，弗里德曼夫妇（Rose也是经济学家）撰写的底稿。后来编辑成书，成为畅销的经济学著作。

刚买到这本书的中译本。我觉得，参与中国经济的国人都应该看看这本书。

相比15年20年前，我们都拥有了更多的自由：自由选择工作和居住城市，自由选择汽车品牌，自由创建公司，自由旅行和出国以及选择性伙伴。但是我们远远不是一个自由社会。政府依然控制了太多的自由。表面上看，经济发展带给了个人更多机会和（物质）自由，但是不是经济发达一定会导致民主呢？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有效市场必须在自由社会中才得以运行，因此民主是保障自由市场的社会制度前提。

至少过去半个世纪不是这样的。 Bill Emotte在新书Rivalry中也表示，经济发展程度和民主之间没有固定模式可循。比如印度是最大最穷的民主国家，最大的非民主国家中国却比印度富有和发达。比如香港，是最自由的市场也拥有自由言论的公民社会，但不是民主。

我经常悲观地认为，无论中国经济发达到何种程度，人们的自由依然是有限的。因为人民太多的自由会威胁让执政党感到威胁。但没有这些自由，人们就只能选择火烧公安局了。

去年这个时候，温布尔顿决赛之后，我这么写道：费德勒身着优雅的白色西服，仿佛是去喝英国午后茶；纳达尔穿着海盗裤，就像要去海滩冲浪。昨天，这个场面变成了费德勒的复古式的开领衫，纳达尔还是那一身。结局也不同了。去年经过五盘大战拿到亚军的西班牙人在更衣室哭泣得像个丢了玩具的孩子；而费德勒成就五冠王，成为了温布尔顿的王，他的那件定制的白西服也从此进了温布尔顿博物馆。

昨天晚上看到，费德勒两个4：6连丢两盘，我心里想，上天不会对纳达尔无情的。结果一场雨，习惯性的雨，中断了比赛81分钟。我只好回去睡觉。一早醒来就打开iTouch，看到《纽约时报》首页的纳达尔的照片就知道了。但没有我早前悲观的预想那样，费德勒没有轻易放弃，世界第一和第二决战到第五盘打到第9局才分出高下。然而其中费德勒有两次机会结束比赛。不过，此前第四盘费德勒两次挽救了赛末点。在丢掉的前两盘，费德勒总是干脆地拿下发球局，（有时候是发球连得四分），或者干脆地丢掉发球局。而纳达尔总是能顽强挽救破发点。看到费德勒患得患失地轻易丢掉对方二发接球机会（他的接发球比西班牙人依然更好），我心痛不已。

无论谁赢，他都创造了一项历史纪录。结果纳达尔创造了法网和温布尔顿背靠背冠军的历史，也结束了他只拿过法网一项大满冠的尴尬纪录。费德勒六连冠的梦想从此终结。不知道更待何时。

很多人在年初费德勒丢掉几个小赛事冠军并止步澳网四强后，都纷纷强调，费德勒时代逐渐落幕了。是的，从各项统计来看，他的08年远远没有过去几年夺目光彩。而与此同时，比他年经4岁的纳达尔的进攻和防守技术发展得几乎无懈可击。法网决赛那一场，让很多奶牛的拥趸伤心欲绝。（幸好我没有看到）。

但如果说费德勒时代开始落幕，恐怕为时尚早。别忘了，他是输在决赛。就如纳达尔自己说的，费德勒依然是世界最好的。

保持世界第一的最长纪录多少让人高出不胜寒。获得连续五个温网冠军，过去5年多不曾在草地比赛输球，如果不是有点疲劳，在求胜欲望上，我看费德勒略输牛犊纳达尔。他强壮的臂膀和蹭出鲜血的膝盖让人觉得没有人可以阻挡他。而费德勒，他似乎准备好优雅地输掉决赛。他优雅得小心翼翼掩饰自己的欲望和暴躁；他憎恨鹰眼，他多次挑战几个明显出界的球，分明是在赌气。他习惯性地优雅，但并不能心静如水。为什么要呢？这是体育竞技。

去年，当费德勒挽救赛点并夺得冠军的时候，我就问：什么是伟大的运动员。他必定有能力克服最大困难，有挽倾厦而不倒的勇气和毅力。去年这个时候，费德勒在一场比赛中展现了一个伟大运动员的品质。但今年以及今后，他将面临真正的挑战，他必须克服失去习惯性胜利的心理优势后的困境，他必须依然优雅地同比自己年轻的球员作战，他必须证明自己的确是伟大的运动员。未来这几年才是费德勒成为真正伟大运动员的时机。

同样，年轻的纳达尔必须面对快速奔跑和力量压力给他容易受伤的膝盖造成的威胁。这才是他最大的敌人，而不是费德勒。后者在过去6年中没有收到过重大伤痛的影响，他的世界第一的连续性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奇迹。

所有的运动都是悲剧性的结局。费德勒已从温布尔顿王的王位上退下，他也终将失去更多冠军机会，终将失去世界第一。但我们将永远津津乐道他的纪录：他让一项竞技运动变得如此优雅，从他的击球到衣着，场上场外优雅得无可复加。

新华社北平1943年7月4日社论：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们所代表的，也早已经不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荣誉了。玛克吐温、惠特曼、爱玛生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是他们使年青的东方人知道了人的尊严，自由的宝贵； 也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这一切以心传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与，是不能用数字和价值来计算的。
 

 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着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在患难中，我们的心向往着西方。而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同心协力，消灭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后，为着要在战争上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科学的领域里更有待于盟邦的援助。在过去，民主润泽了我们的心；在今后，科学将会增长我们的力。让民主与科学成为结合中美两大民族的纽带， 光荣将永远属于公正、诚实的民族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