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ligent Being

夭亡

妈妈，我冷
空气都不动了

一定是冻僵了

风呢
躲起来了吗　偷偷在哭
妈妈，天冷，她要回家

日头要落了
山背后会暖和么
真像您从外婆家带回来的红枣
您让我守在家里我就守在家里
小偷不敢来
外面的孩子也欺侮不了我

楼上的女孩
每天从咱家门口走过
花衣裳真好看
她有大眼睛和洁白的牙
她不知道我的名字，妈妈
她要到哪里去

下雪了，满天都是雪呀雪
像黑发上跳动的白色发带
是谁掉了白色发带

我很困，渴
我要吃红枣
妈妈，我的手动不了

白雪迷迷朦朦飞呀飞
我看见了我的坟
仿佛那年您隆起的肚子

星星们困了
地上长稻子一样的冰
妈妈，我冷

上大学的时候，一个上海来的同学跟我得意地介绍他的挎包，一个大概杂志大小的包，说这是当年最流行的包。我倒不以为然，觉得我的阿迪达斯包更酷，更大学生。最近一年看到北京街头很多年轻男生背那种很大的单肩包，短短地调在肩膀上，样式很时尚，颜色很大胆。确切的说，用传统的眼光看，那些包以前只有女生才背，甚至只有很时尚的女生才背。

我注意北京街头背这类时尚大包包的男生很多都瘦。前几天在车站碰到三个人，都是背这种大包。我当下想，人家必定是80后的。

Sex and City的电影版马上上映了，据说很多豪华品牌包包都争先在里面亮相。

也许过几个月，你就可以拿着Sex and City的电影海报去佳艺广场二楼按图索骥了。我决定不再去那花冤枉钱了。大包小包，不如捐给人家书包。

邓亚萍在灾区的帐篷小学里问孩子们：你的愿望是什么？“我要当解放军”， “我要当警察”， “我要当老师”，“我要让祖国富强”，“我要当奥运冠军”。

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的愿望是多么真切。因为他们的愿望就是成为他们今天看到的榜样：这些帮助他们的人就在身边，而不是电视和画报上的明星。有趣的是，他们用的词不是“理想”，而是“愿望”。后者很实在。除了奥运冠军，这些愿望都比较好实现。

我小时候在这个话题上不用愿望，而是“理想”。如果说愿望，那是我要一个足球，一辆自行赛车，跟一个女孩约会。有一段时间，我的理想曾经是宇航员，后来因为家人威胁说如果不吃猪肝我就当不成宇航员，于是我宁愿放弃理想，说什么也不吃猪肝。大概也是因为身边没有一个强大的榜样。又有一段时间，我的理想是作家。后来才发现，谢天谢地，我没有坚持理想的毅力，因为爬格子的工作太辛苦，多数时候较清贫，甚至可能要出卖灵魂。

到如今，就没有理想了。我不是民主斗士，不准备去坐牢。倒是有很多愿望。

我愿这些孩子都能健康开心地度过童年，长大实现今天的愿望。你们想做的事很重要。

我国尚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民众的心理却在公社阶段。大家都很关注企业捐款的数字，并由此加以道德判断。有消息说，一些地方的民众针对麦当劳很少捐款的消息发起抵制和谴责，有人在该店门口贴着“滚出中国的”海报。甚是丑陋。网上的喧嚣更加厉害。

据网上的消息，很多著名外国企业捐款都不是很多，尤其以本次灾难和社会动员的规模为参考的话。很多人很生气。很多富豪捐款不多，很多人很生气。我们太苛刻了。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自由和自私。企业追求赚更多的钱是企业的本能，必须是自私的。企业回馈社会或回馈多少就是他们的自由了。谁也不要限制谁的自由。社会对企业的苛刻要求不是要监督他们回馈/捐赠的自由，而是要监督和惩罚他们做恶的自私：如环境污染，如工程质量（fuck you, 那些坍塌教学楼的承包商）。。捐多捐少是他们的自由。社会公众和消费者由此当然会对企业形象重新判断和定位，然后调整自己消费倾向，最终影响这些企业的收入（可能性不大），这都是自由选择。但不要（用义和团的语言）谴责他们。
 

这些年西方的商业语言里十分流行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西风东渐，这款叫企业公民责任的外衣也被中国公司穿得花花绿绿。我对这个叫企业公民责任的东西一直心存怀疑，在我看来这东西就是块遮羞布。道德口号就是道德供求关系的体现。因为企业存在道德缺陷，因此才有了这幅CSR的洋行头。不过是新时代的公关噱头。
 

Google上市时的募股说明书的标题是：Don’t do evil。从此也可窥见企业的道德底线。（居然很多媒体为这个口号欢呼较好！）。不做恶即好。何必强求行善。
 

麦当劳，可口可乐，你们捐多捐少是你们的自由。去不去你哪吃油炸薯条是我的选择。（但何必花那么广告费宣传自己是负责的企业公民呢？别把遮羞布塞到嘴里了。）

刚买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经典著作《资本主义和自由选择》。也许老头子也同意我的看法。

梁文道看到《苹果日报》的评论文章愤怒地回击，说“读书人要读出悲天悯人来”，因为该报的民主斗士称四川大地震实乃天谴，是对党国的谶诫，如此治国，当必遭天怒。我看《苹果日报》的编辑吃多了民主的春药，膨胀得只能用下半身说话了。

今天中国遭受的灾难如果在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当然昭示的是天谴，是政权更迭的前兆。多少朝代更替都是在自然灾害之后所酿成的农民起义的最后一击下完成。虽然替天行道后直接获得龙位的起义其实很少，大概只有刘邦和朱元璋，但社会动荡和农民起义对新朝代的崛起肯定有决定性作用。作为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在农业文明时代天灾人祸自然也成为历史演进的一部分。

然而这次万物齐谙神州悲恸的灾难不仅灾难本身是空前的，它对社会和国家政治的影响也是前无古人的。政府的迅速反应，有效地救援和全体民众的团结一致，我看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政府不仅没有丧失，这次胡温政府大大的夯实了党国的合法性。这才真的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异数。

处理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灾难，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完美。民主的美国在应对新奥尔良风暴灾难还记得么？当然，可能民主的错误容易被遗忘。

从大局上来说，政府赢得了民心民意，从社会的各个层面巩固了它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国民在灾难面前的团结和公民社会的文明进步是1万次反藏独反西方动员都无法达到的。可惜的是，《苹果日报》政治嗅觉好象完全失效，无视政治现实不说，还拿出死亡的政治语言并假民主的名义招魂。原来是因为吃多了民主的春药。

我在前文中曾说到，根据中国的历史政治传统，任何能动员官僚集团和资源响应社会公众的基本需要的政府都能从民间获得合法性。仅就这一项，党比任何朝代的朝廷都做得好。一方面，它具备了这样的政治本能和官僚机制，另一方面，今日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发展程度提供了动员的基础设施，而且吸取了西方公民社会的某些积极要素。可见，本朝是与时俱进，具有一定学习和自我纠正能力的，虽然他统治的终极目的和方式不变。

天灾面前，只有人性。为什么同样是非民主的缅甸，表现就完全另外一个极端？

党在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政治文明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民主派这次恐怕太失望了。

《苹果日报》一方面意淫了民意（听见深山里的难民发自肺腑对党国的感谢么：社会主义真的好，一位老妇人说），一方面又端着故纸做着算命先生的迷信：民主的春药吃多了，会脑残的！

北京的多样性有一点是体现在西餐质量上。比起香港（别的地方没有去吃过，无从比较），我觉得北京的西餐很多方面都不输给前殖民地。西餐文化在香港进入了茶餐厅，香港茶餐厅又在北京百花齐放，只是少了街头的平民化。但正点的西餐多少都还有点势利。能够体现北京西餐素质的多还是那些大酒店，如中国大的Aria号称最好的意大利餐厅，另外还有传统的福楼法餐厅，国际俱乐部的扒房也不错，但意大利餐厅服务差些，（或者更加势力一点？！），其次就是使馆区的酒吧街上有些奉承黄白人士的，但没有成为名号的（他们卖的红酒不是势利眼，而是打劫）。更传统的莫斯科餐厅和马克西姆。这都是改革开放前和初期的。

刚开始来到新办公室就听说，原来中国大酒点Aria餐厅的主厨自立门户在附近开了一家不错的西餐厅。上周五浅尝一次，觉得尚可。周日携妻再次晚餐于此，细细品味。这家叫Time Cafe的餐厅中文名字很本土“食客满”。确实，因为地点在商务办公区，平时中午就餐必须提前订位，小小地方只能容下10桌左右。不过周末晚上食客却稀疏得很。

大厨挂着金牌的行头就挂在吧台旁边，章显他的名符其实。餐桌和餐垫只能用初级形容，刀叉都不是洁亮的那种。装修中性平庸。因为地处商业楼深处，偏僻难寻，东家主要奉崇食物至上，而不是噱头。（否则我也不会写这个文章了）。

我们点了南瓜汤，鹅肝大虾沙拉，银鳕鱼主菜和奶油意大利面，我配的是怡园红酒(Grace)。这是我自从在金融时报看到评价该酒后第一看到销售。该报品酒专栏作家称这是中国最好的红酒。它出产山西。

平心而论，主厨挂的牌子还是名符其实。食材和品相都不错，颜色搭配和奶酪碎末配合得很悦目，整体风格很地道。我要的意大利面偏咸，最推荐是鹅肝大虾沙拉。因为我不太吃很多肉，没有想尝试他家的牛排。

没有服务费，酒水价格适中，比起酒店的餐厅，我觉得性价比十分高，的确是周末尝试新鲜的好地方。况且，这里没有那些豪华酒店餐厅的势力气氛：不用留意旁桌人的穿着和交谈语言。

为吃而吃，不亦乐乎。

《纽约客》说，世界上最好的机场现在在北京——三号航站楼。和刚刚建成的伦敦希思罗机场5号航站楼比，仿佛是19世纪的英国和中国的对比。更有趣的是，北京机场3号航站楼投资37亿美元，前后耗时4年，规模比希思罗5个航站楼加起来还大；希思罗5号航站楼投资80亿美元，前后耗时20年，刚开始运行就麻烦多多，成为英国除西敏寺以外最多报怨的地方。5号开张后，《经济学人》这么写道：the horror that is Heathrow continues. The crowded airport’s gleaming new Terminal 5 opened on March 27th, and in its first eight days around 430 flights were cancelled and some 20,000 bags separated from their owners.

于是，这里引出一个民主和极权的效率问题，或者说是英国效率和中国效率的比较。从上面看，很明显北京更胜一筹，而且不止一点点。《纽约客》说，这就是所谓民主的代价：The British, like the Americans, pay the price of democracy。而且进一步辩解，那些建设机场的民工的日工资恐怕不够英国建筑工人买一顿午饭的。我看看真的远远不够。话又说回来，当年我的日工资是否就够我伦敦的同级别同事买一顿午餐的呢？如果他去吃赛百味或许还够。那么希思罗的混乱是不是也是民主的代价呢？

从个案来说，我觉得我党存在更具效率的方面，比如全国人民闹饥荒依然可以造出原子弹，比如抗洪救灾，比如奥运基础设施，比如发动爱国游行，比如北京机场，比如计划生育。

于是，我突然想起了小平的黑猫白猫理论。真是中国式政治智慧。

强热带风暴据说或造成缅甸10万人丧生。沉重的悲剧。天灾后面总有人祸。缅甸军政府多年的独裁，腐败和必然的低效必然是人祸的一部分，然而谁又能说如果风暴袭击的是民主的缅甸，是否一定有少得多的损失呢？

还记得新奥尔良么？

无论如何，缅甸人遭遇的灾难比西藏人的悲情要严重得多。我没有看到什么国际人权组织，什么无疆界，什么国会议员，什么总统的救援呼吁不间断地出现在各个主流媒体的头条上。而《纽约时报》更愿意就此讨论借此对缅甸军政府实行政权更迭：In time, the world can redouble its effort to free Myanmar from the great disaster of the junta itself.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世界的粮食危机将更加严重，因为缅甸的大米出口必然骤减。

真他妈的冷冰冰。

我希望缅甸人在处理好家人后事，重建家园后，痛定思痛，开始进行国家改革。我建议他们参考小平的智慧。（别说，这就是价值观输出！）

缅甸同志，世界需要你的政权更迭，也需要你的大米。

国内反对奥运的人也有一些。他们主要反对的是Dang对奥运的占有。其基本逻辑是D不代表全体中国人。他们拒绝接受D的合法性，因为它不具备代表性。这当然是民主逻辑的推论。Drogonomics的Arthur Kroeber在中国工作很多年，从事记者和咨询工作。我看到他在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terly上的文章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Liberal West，颇认同他基于对中国中央集权和文官官僚集团的历史传统的认知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中国政府/朝廷只要能组成其官僚集团，并动员其力量对民众的基本生活进行管理和满足公共服务需要，政府就具有合法性。目前D对国家的治理是从上至下的中央集权模式，这是延绵2000多年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可谓中国各朝各代的政治基因。对此，唐德刚在对秦朝郡县制度的研究中深有体会。这种整理和政治统治方式的合法性十分契合这个国家的规模的需要：庞大的国土和人口。甚至说，这可能是目前为止最有效的模式。也许未来50年这个模式基本上不会有大改变。

香港的一位前同事和家人去参加了香港的奥运圣火传递。她写道：我真的第一次觉得自己是用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支持祖國而不是以香港人的身份去支持中国。

英语人士在谈到英语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和大众文化美国化的时候不可避免流露出英语环球胜利的喜色：这是莎士比亚的语言，是亚当.斯密的语言，是哈里.波特的语言，是辛普森一家的语言，是微软的语言，是被盗版的语言。名副其实的语言帝国主义。

但一些英国的开明之士发现这并不确保英语母语人的优势。想象一下，在一个有英国人，美国人和中国人参加的会议中，会议语言是英语，但中国人可以用中文互相交流不方便用英语来说的内容，这对不懂中文的英美是到底是优势还是劣势？在英语成为最基本技能的全球商业活动中，英语本身难道还能成为英语母语人的优势？

英国文化处British Counsil最近推出一本书English Next，警告英国人英语将成为只会这一种语言的英国人的竞争障碍。不久前，英国首相布朗还呼吁与美国联合推动英语的全球传播。其实没有必要他老人家这么劳神英语的教学。他想推广的是以英语为载体的基督教文化，民主价值观和英语民族代表的所有优越。

但英国文化出能推出这样一本书，说明他们还是占有某种优势：强者只会在自省和自我调整中更强，或在固步自封中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