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ligent Being

我哪有资格写真正的valediction。但离开一个公司的时候总会写几句。我至今还记得四年前离开DJ的时候写的第一句话。我在给客户致信中还重复了那句话：我决定毕业了。我好像总是有一个升学心理。小学后，你一定要上最好的中学，然后是重点大学，然后是留学（最好是常春藤）。不过，最后一级始终没有升上去，成了扎在手心多年的毛刺：既无关痛痒，又去之不能。工作多年后这种心理又来了。以前是从一个名校升到另一个级别的名校。工作后也是从一个名公司到另一个名公司。有一天，我开始担心，loser的人生可能就是这样炼成的：寄生在别人（外国人）的品牌光环下，还自以为很牛B。看看那些在外企工作的自以为是的人们吧。你创造了什么？You bloody loser。

孔夫子一日三省其身。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烦恼很多。

男人都很容易被美女和玩具取悦。昨天知道晚上会得到一个iPod Touch的时候，我像个孩子似的对这个新玩具充满了期望，在兴奋中等着。后来费了老劲才搞掂iTune不能在我的笔记本上识别这个新玩具的问题。一个月前刚买的80G iPod Classic就这样落入冷宫。今天在同步itouch的时候，必须舍弃很多内容，因为只有8G。其实80G的容量我把全部的歌曲和电影放进去还剩了60G。1200首歌我要三天三夜才能连续听一遍。而事实上很多歌曲我基本都没有试图去听过。其实这不过是苹果利用了人们的贪心的营销策略而已：你总是期待拥有更多：更多钱，更大房子，更长寿，更多女人（如果碰巧你是男人），更多玩具，更多存储空间。那就卖你更多吧，虽然其实你不需要（需要那么多钱么，需要那么大房子么，需要那么多女人么）。据说80G iPod Classic的价格一个月内就将到了1000多，比我买的时候少了1000多。要80G干什么？我的笔记本都没有这么大。我相信数码存储材料的成本应该比摩更定律还要下降得快。

在琢磨这个新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上面有一个world clock，缺省的异地时间是Cupercino，比北京时间晚了15个小时。我很熟悉这个时差。在哪？在哪？原来是苹果公司的总部。在Sunnyvale正南方大概30公里。后来我在里面加上了伦敦和纽约的时间。这三个地方都是我想去的。
猴年马月。

没有比现在更适合读艾伦-葛林斯潘的自传The age of turbulence的时候了。葛老担任联储主席18年，忠诚地奉行自由市场和货币主义原则。不知道如果他坚持担任到这个月，他是否会同意动用2000亿美元夯实目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有人批评美联储此举以及撮合JP Morgan底价收购Bear Stern构成了道德风险，所谓moral hazard。如果私营领域的银行出现巨大危机，政府就会施加援手，这到底是个什么信号？年景好的时候，这些银行家拿着巨额的薪酬和红利，出现麻烦的时候，就会有白衣骑士到来。《经济学人》带着辩护的口吻说，你看，这些巨富银行家其实已经亏得差不多了。当然，从一年上亿美元的薪酬缩水到几百万的确够惨，但也别忘了他们已经落待的那部分。

JP Morgan收购Bear Stern其实反映的是华尔街各个公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前者在后者的抵押证券交易中也有着巨额风险。美联储恐怕比谁都清楚，美国承受不起这样的多米洛骨牌效应。

(The age of turbulence已经在台湾出版了中文版。)

一个从来不做突发性新闻的西方媒体记者发现自己这两周是拉萨的唯一西方记者。《经济学人》的James Miles上周和本周从西藏拉萨发出来的报道是目前中国以外所有媒体中唯一的在现场的报道。而且报道许可是在暴乱发生前就被官方核准的。

比较其他的西方媒体，如《纽约时报》，CNN，《经济学人》对西藏人暴动的报道非常克制，冷静以及对实事的尊重。反倒没有该报习惯性的观点性文字。

西藏问题由来复杂。但在西方世界，却很简单。中国1950年入侵了西藏，共产党的统治正在灭绝一种人类文明。达赖喇嘛昨天表示，中国在西藏的作为是一种cultural genocide。我觉得这一说法太政治化，非常没有智慧，损害了达赖的可信性。

那些游行的僧侣的诉求和我们对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是一致的，也是正义的。但试图分裂西藏，我觉得任何中国政党和政府都不会答应的。保持我们继承的这个庞大的古老帝国的版图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否则, there will be blood.

《金融时报》最近刊登评论文章讨论“俄罗斯人到底有能力实现民主吗”。作者是前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罗德里克·布雷斯韦特(Rodric Braithwaite)。这是我最近两年看到的在西方民主输出问题上具有历史智慧的罕见佳作。这个论题和得出的解决方案同样适用中国的现状。

作者说：虽然俄罗斯人现在还不享有我们的这种民主，但他们享有的个人财富、信息渠道、旅行乃至有限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都达到了空前水平（虽然可能并不稳定）。认定他们不能继续构建自己的民主形式，是一种种族歧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民主建设一贯如此。但如果印度人可以做到，俄罗斯人也可以做到。

伟大的俄罗斯问题观察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说对了。他在1951年冷战高峰时期曾写道：“当苏联政权走到尽头时……我们不要整天担心那些接班人，终日研究他们的政治理念，看他们是否吻合我们关于‘民主人士’的概念。给他们时间；让他们继续做俄罗斯人；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俄罗斯的内部问题。人们通向政治尊严及政治开明的方式，是国家生活中最深层、最私密的进程。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让外国人理解，也没有什么比这更不适宜让外国人插手。”

这是最明智的建议，却为我们政策制定者所忽视。就像现代基督传教士一样，他们认为我们有责任传播民主的福音，必要时甚至可以诉诸武力（而他们又不愿付出代价）。不仅仅是俄罗斯人觉得这种主张非常可疑。

钱钟书说过，既吃了鸡蛋，何必看到那只生蛋的鸡。我就恰恰喜欢探究那生蛋的鸡的前生后世。看《红楼梦》的时候，我把有关曹雪芹家世的资料都翻来看了。我当然也是《经济学人》的拥趸，几年前在亚马逊上淘到了它的传记In Pursuit of Reason。这是一本该杂志的发展史和他的观点史。我当然也是办公室最了解这个公司历史掌故和八卦的人。从去年开始我订阅《纽约客》，后来把它的传奇作家E.B.White的选集和书信集也淘来。昨天在书店看到The Years with Ross。是该杂志作家James Thurber对创刊人和主编Harold Ross的回忆录，也可算是一种《纽约客》的传记。只是成书较早，在1958年。如今50年过去了，虽然变化了不少，不过它的总体风格，尤其是文章品质没有变，市场地位也没有变。唯一让人有点不满的事，这种故纸堆的重印，索价还是那么高，达到15美元。虽然现在的时间已经不够我看完每一期内容的2/3，但我还是忍不住看看这只生蛋的鸡的样子。

《经济学人》可以说是当今媒体世界的一个现象。在很多严肃报纸或周刊发行量下滑，广告收入减少的时候，《经济学人》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我刚来公司的时候，记得当时公司还在为突破100万全球发行庆贺，不到四年，这个数字已经到了130万。其中北美的发行量从当时的50万左右增长到70多万。《卫报》对这个现象采用的标题是Let the bad times roll。

该杂志的50年代的一个编辑说，最糟糕的报纸就是言论中和。这话用在《经济学人》的市场接受程度上也一样：要么很喜欢它，要么很憎恶它。没有中间派。这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营销策略。 《金融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John Kay说，接受《经济学人》的人必须首先是The Economist man. 《卫报》的这篇文章说，Fans of the Economist say it always tells its brainy readers something new, although detractors say it is smug and too knowing.

它还说，Journalists apply to work for the magazine in droves because they think it will give them time and space to think. One job applicant told Micklethwait she currently had to write five different versions of a story each day. 我记得在这里工作了20年的东京分社社长跟我说，因为匿名制，你不用去磕破头去争取头版报道，大家相处很友好。而且大家的价值观都是The Economist式的。在这里，他们的地位不仅高，空间还很宽松，薪酬当然丰厚，所以很多人在这里干一辈子。

《卫报》最后一段用一个读者的话来总结这本刊物，我觉得很到位：Stevie Spring, the chief executive of magazine company Future, has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gazine. “It is like Marmite. Love the product. Love the brand. Love the strategy. But I hate the gigantic guilt trip of the magazine staring at me, challenging me to find time to read it, and making me feel like a lightweight fluffy bunny imposter when nine times out of 10 I don’t make the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