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anuary 29, 2008
拥有一个苹果
自从徐尽欢有了一个iPhone，我就没有消停过拥有一个的念头。本来差点买了，听说新版的不能解码了，所以立即通知朋友不要买。不久之后新版的又被解码了。所以至今，我还是没有。《纽约时报》说，有170万部iPhone不知去向，因为AT&T那里只有200万不到的iPhone被激活，而苹果公司说卖了375万部。那么170万部去哪了呢？
当然就是诸多象徐尽欢这样的人手里了。该文章说，这对苹果公司不是好事。我看这才是苹果一贯的天才营销方式：让市场保持饥饿。
对罪行的纪念
前以色列驻德大使Avi Primor上周五在纪念Auschwitz解放的活动上说“The world has one ever seen a nation that erects memorials to immortalize its own shame?Only the Germans had the bravery and the humility.”
Niall Fergusson在The War of The World中说，40年代之前欧洲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活动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德国的大屠杀则是这一普遍现象的极端。与此同时，俄国人当时对待本国犹太人一点不比德国人手软。估计有百万多犹太人被苏俄屠杀。
但没有这些屠杀的纪念。
卖淫经济学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Steven Levitt最近发布了一项研究，对芝加哥红灯区的性工作者进行了调查研究。他发现这一行业与其他行业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类似。从事该职业的都比较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就像金融银行集中在华尔街，City或者北京金融街一样。这些工作人员的薪酬相对她们可以从事的其他工作要高很多，但风险和工作强度也比较大。
定价模式与其他行业也是类似的。价格往往同客户的支付能力是吻合的。比如白人支付的价格高于黑人。价格也同服务内容有关。当需求大增的时候，价格也会上涨，但幅度并不一定一致。另外，有中间人掮客的工作者明显比个体户的生意更好。而且掮客能谈判到高于最低报酬的工资，这样也能激发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以及忠诚度。那么掮客赚的就是一种效益工资了——因为他们帮助执业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业绩。
不过该研究的一个缺陷是，它只对供给方进行了研究，而没有需求方的研究。研究后者似乎难度更大一些。
1843-2003
1843年-2003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衰落和发展的历史。对于《经济学人》来说，这是8000期多杂志的报道和分析以及观点。从今天开始，该杂志对订户开放了160年的杂志资料。每一期杂志经过扫描被收藏在这里。包括每一页广告。
1968年。我查阅了当年1月份一期杂志对中国文革的报道。其中对武汉等地的武斗以及对北京高层的权力斗争的报道和分析惊人的准确。可是当时根本就没有西方记者可以在这里报道。而且这些年下来他们的用词和腔调还是那么一脉相传。
对一家媒体机构来说，持续性的纪录和报道是多么可贵。都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因此记者必须忠实报道事实。如果我们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去检测《经济学人》在一战和二战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这段人类历史上最暴力最血腥的时期的各个大事件的纪录和评论，不仅有趣，而且非常具有历史价值。当我翻阅到1939年1月该报评论纳粹德国的经济部长下台的评论，实实在在的身临其境，回到了过去。当然，由于它自身的历史局限，（如30年代并没有太多关于东亚的报道，如果有也是和英帝国利益相关的。）我们不能期待他对世界的全面报道。但即便如此，如果我们要了解西方，当然要了解他的过去，而这个资料就太有价值了。Niall Furgeson在The War of The World一书中多次引用该报应证当时的事实或者观点。
再看我们对新闻的censorship，我为50年或100年后的中国历史学家感到担忧。谁能相信一个历史学家基于《人民日报》资料库写出来的现代史？
Wednesday, January 9, 2008
乱读近代史
我一直觉得中国近代史需要重读。因此，复旦大学历史教授朱维铮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的专栏“重读近代史”是叫人欢迎的。但看完他的“ 挨打必因“落后”？”之后又觉得，重读也可能是误读，不读也罢。
朱先生认为19世纪中后期中国挨打不是因为落后，而是“由于当时经济繁荣下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落差所导致的”。朱先生援引经济史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的数字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二十年，即…1820年中国的总产出（GDP）仍占世界总份额的32.9%， 领先西欧核心十二国（英法德意奥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的产出总和12%，更遥遥领先于美国（1.8%）日本（3.0%）。”
哪止20年。从宋朝到1820的一千年，中国的GDP都占世界的1/3左右，这只是反映了作为当时地球上最大也是最稳定的农业文明帝国（人口也占了35.5%）的一个经济事实。但完全不能说明1820年中国经济不落后。把美国和日本放在这里比较令人啼笑。1820年包括加州在内的广大中西部都不属于美国这个新国家，人口只有900多万（约占世界人口的0.9%）；而日本距离明治还有50年，依然是一个分裂的封闭的农业国家。
朱教授继续论证，1820年的中国“对外并不封闭…那源源不断由日本、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渠道就在对外贸易”。１８４０年以前的中国的确是一个贸易顺差大国，在银本位的货币体系下，对外维持着巨额白银顺差。但进口与出口严重不对称。１９世纪后期主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Robert Hart ）在其《中国见闻录》（The sefrom the Land of Sinim）中仍写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170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虽然美国商船迟至1784年才到中国，但不久之后，他们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茶叶买主和最大的白银供应者。在1805—1840年间，美商共运61484400两白银到广州，每年平均1607899两。据估算，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运往中国和美国人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
而中国进口了什么了？鸦片。这种历史上最不对称的贸易对１８２０年的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进步没有任何积极影响。
朱教授试图利用“郑和七下西洋，晚期又有徐光启等南国士绅欢迎利玛窦、艾儒略等入华，彰显中国有识之士世界意识的觉醒”作为史实来说明中国的开放态度。这是严重的历史误读。中国的衰落恰恰是郑和下西洋结束后开始。朝廷不仅放弃了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同时严厉禁止海上贸易。所谓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的入华根本上不能形成中国和西方文明的有效沟通。热衷于数理天文的康熙皇帝仅仅视之为个人智力兴趣，对国民毫无意义，并坚信统治帝国的最佳工具不是罗盘仪或者望远镜，而是儒家道统。朱得出的结论“彰显中国有识之士世界意识的觉醒”实在令人费解。
朱先生希望借雍乾文字狱，白莲教造反，以及“和审案”来映照“盛世”的反面，以得出“经济繁荣下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结论也是违背史家对国史的基本认识。从另外一方面说，朱也无法证明１８２０之中国社会和政治比１４２０年，１２２０年，１０２０年，或者１９２０年甚至２０２０年更加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延续２０００年的中央集权和文官治理结构在１８２０年并没有显示出更大的腐败。读明史的人都会得出一个印象，明朝或是中国各个朝代政治压迫和腐败最厉害的时期。文字狱也好，镇压造反也好，这是任何一个朝廷的必修之课。１９６８年的文字狱与雍乾朝又如何？１８２０年的社会贫富差距或不平等与２００７年又如何？
我觉得，中国在１９世纪屈服于西方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牢固但已经腐朽的农业文明在与崛起的工业文明冲突中的必然结果。１９世纪中期开始及之后的１００年是东方和西方老牌帝国衰落的过程，古老的中华帝国也回避不了这样的历史命运。
读史明鉴。如果乱读，那就只能更愚昧了。
经济学家是好人么
“经济学家是好人么”，这是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的回忆录序言的标题。这位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的自传文笔和内容都相当谦卑：只有他同事Milton Friedman的回忆录的三分之一厚，只有凯恩斯传记的四分之一。
施蒂格勒专门开辟了一章讨论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他认为经济学家发表自己领域之外的言论的时候要特别谨慎，要负责。不要在其他领域滥用了自己的经济学权威。他打比方说，一个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学家在处理日本和美国农产品补贴问题时会发现自己无能为力。而且经济学家在非学术报纸和杂志发表文章时，大家只能用对待记者编辑的标准来看待他的言论。那么在负责和专业之间怎么办？施蒂格勒的建议是匿名发表。他举例说英国19世纪的杂志都是匿名发表的，如《爱丁堡评论》。（如今只有《经济学人》延续了匿名体制）。
在经济学学术以及美国经济政策领域都涉足很深的施蒂格勒当然认为经济学家可以做好人的。但如果施蒂格勒听到中国同僚茅于轼或者张维迎（前者的学生）等印着经济学家头衔的人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公共政策的建议后，不知道是否会觉得中国经济家也可以做好人？
70多岁的茅于轼主张大学涨学费，以减少富人占穷人的便宜。据说此话即出，就受到某大学众多师生的热烈鼓掌。我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不好评说大学是否应该涨价。但我对茅先生的主张不负责感到痛心。茅先生此前呼吁保护富人利益引起了广泛争议。
首先，茅先生简单地用富人穷人来主张一个议题实在是荒谬。按照目前状况，什么才算富人什么算穷人都是没有定义的。家庭收入2000元在北京算穷人，但在兰州可能就不算穷了。但这两个家庭的孩子在任何地方上学，家庭的教育支出名义上都是一样的。茅先生说中国只有10%的穷人。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得来的数据，也不知道他的穷人标准是什么。
高校涨价最不能合法的地方是：涨价并不能带来更好的教育。如果我们支付更多，当然期望得到更好的商品或服务。不过，看不出来高校涨价能带来更好的教育。
希望茅于轼抽空读读施蒂格勒的回忆录。
中国式婚外情
很多女人在发现老公有外遇的时候，为了报复经常选择在老公单位当众出这个臭男人的丑，搞砸他的事业。中央电视台的体育主持人张斌最近就遭遇了一回。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离婚”。
虽然他老婆胡紫薇在奥运频道开播的仪式上报复了这个负心汉，而且在网络上广为传播，但这和奥运实在没有太大联系。《华尔街日报》可不这么认为：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have become a public-relations vehicle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rporate sponsors — and now even a betrayed wife.
看来《华尔街日报》正在逐渐默多克化。
禁吃苹果
吃苹果有罪。在伊甸园如此，在2007年12月的中国也是如此。
刚刚知道电影《苹果》被当局禁映了。原因是里面的情爱场面有伤风化（而足本未获许可已经在网络上发布），还因为该电影没有获得当局首肯就参加了外国的评选。电影院版本是阉割过的，很干净。但为什么突然要禁映呢。《色戒》的足本也在网络上有，为什么结果迥异？
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理由。即便足本《苹果》也没有很露骨的场面。让电影管制当局神经紧张的真正原因是《苹果》对北京边缘人群生活的表现。他们生活在CBD周边肮脏阴暗的小区，他们没有分享到北京的发展成功，相反，他们在某些方面是这种发展的牺牲品，被经济繁荣压迫的人群，没有权益的保护。而这些在电影里面都太真实了。他们天天都在北京上映。
我喜欢《苹果》的一个原因是我太熟悉里面的场景了，很多地方就在国贸，大望路和建外一带，我就是生活在这些地理中，包括北京最光鲜地方的边缘地带。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也是他们的一份子。
我看的就是足本，让我惊讶的是这个电影在删节情爱场面后居然可以上映！可见电影管制当局的人是多么拙劣的审查者。后来就有了现在的亡羊补牢。
其实，禁映没有什么。其实，苹果天天在上映。
年底新书记
Niall Ferguson实在是一个卓越的作者和叙事者。他的多数书都很好看，虽然你不一定同一他兜售的观点。去年The War of the World：Twentieth Century Conflict and the descent of the West出版的时候在新加坡机场看到了，觉得太贵。前天在amazon.cn上发现精装本比平装本还便宜40。生怕是幻觉，或者人家发觉了重新定价，于是马上买下来。开心。该书被很多评论人认为Ferguson目前为止最好的书。现在他最近的三本书我都有了。
我坚信中国必须走自由市场的道路，但自由市场和现有的政权性质是存在根本矛盾的。未来50年的历史应该是中国最有趣最富有变化的历史。50年后的历史学家会在定义邓小平的改革时或许会给他一顶帽子：20世纪最重要的中国领导人。在阅读自由经济大师哈耶克和Milton Friedman（今天到了他的《货币的祸害》Money Mischief）的同时，看看他们的对立面John M Keynes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一定要套用西方经济学的语汇的话，现在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接近凯恩斯。从凯恩斯到弗里德曼，美国用了40年，英国40年。中国50年？或者真的存在史无前例的中国经济模式：集权政治和自由市场的完美杂种？主张解散中央银行让私人银行机构发行货币的哈耶克想象力无论如何也不敢这么想吧。
哈尔滨出生的犹太人Robert Skidelsky的《凯恩斯传》号称是最好的凯恩斯传记。刚出版的时候，觉得太贵，而且装帧不好看。现在非读不可，便宜点就将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