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ligent Being

政治犯的数量大概也能作为一个非民主国家的暴政指标。中国的大牢里从来就不缺乏政治犯，不过这些年大家逐渐开始忘却这类犯人的存在。也许事实的确如此：政治犯固然存在，但数量越来越少。在查建英为《纽约客》撰写的长文“国家公敌”中，她的长兄查建国就是中国当今的政治犯之一。然而有人对这个事实甚至感到非常惊讶，以为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国家公敌——政治犯。

我在火车上读完了这篇文章。但居然没有产生对今日政治犯查建国的同情。查建国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失去理想和追逐理想的毅力。他曾经是一个狂热的红卫兵，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现在他是在中国实现民主的殉难者——他坚持选择成为这样一个人。令我感到惋惜的是，未来恐怕不会有人记得这样一个民主殉难者。他说中国13亿人当中总得有人这么做。

我怀疑那些力图用牢狱或者鲜血为后来者鼓励的殉难或殉道者的付出在历史难以听到回音。改变秦王朝的不因为是荆轲留给了后人精神榜样。民国革命以及后来的共产党革命也不是谭嗣同的鲜血激励了后来者的道德勇气和力量。象谭嗣同这样的政治犯只给后来的文人和宣传家提供了美好的材料以及道德标准。然而很难相信这样的道德标准对后来的社会变革有任何作用——胜利者都是暴力运动中最精明的政客和权谋家，而不是道德家。 而在中国的历史上，政治犯终究只是配角。这里没有中国式曼德拉的牢房。

我倾向于相信改变历史或者政权更迭的是人民的力量在适当的历史条件下被适当的利用所产生的结果。中国历史直到目前为止，反对力量的目标都是推翻现有的政权。而政权更迭从来没有改变后来政权的性质和统治方式。（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所有民主运动或者反对运动都是从根本上反对目前的执政党政权。）

如果查建国的中国民主党成功了，我们依然会看到血雨腥风清洗和镇压。因为历史上所有执政者的第一要务都是巩固和捍卫政权，镇压一切可能的反对力量。50年的反右如此，文革如此，89如此。从这一点上，我倒是乐见现状。

今天中国的政治犯如果不坚持选择坐牢或断头以外比过去多了一条出路：放逐西方。但看看89政治犯的今天，我更加对政治犯没有了同情。

除查建国以外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做的事情是悲剧和愚昧的。也许他唯一的使命就是成为政治犯。我祝他身体健康。

25岁的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刚刚进入《纽约时报》的时候，他被安排在了第35号座位，这是华盛顿分社这个独立王国内边缘人物的位子。然而他生来就是要写大事的。

哈伯斯塔姆一生的写作都突出一个“大”字。他热爱报道和写作大事件，大冲突，大背景，大人物和大时代。事件和人物背后的冲突让他着迷。很快他就离开华盛顿。从刚果发回来的报道可以让他的名字上头版，也帮助他获得了派驻越南的机会。

刚一开始，他和那些美国顾问和CIA一样相信，美国正在帮助西贡进行一场阻止共产主义蔓延的正义战争。不过很快他发现美国致力扶持的吴艳庭政府无可药治的腐败，和美国政府不仅问题的严重性熟视无睹，而且有意欺瞒国内舆论。他告诉公众，这是场美国不可能赢的战争。但肯尼迪总统对这个29岁的年轻人非常恼火，甚至给报社施加压力迫使他离开越南。对于吴艳庭政府政变倒台和西贡街头佛教徒自焚的报道帮助30岁的哈伯斯塔姆获得普利策奖。更重要的是，哈伯斯塔姆为战争时期的美国官方说辞确立一个怀疑标准。根据这个标准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美国媒体的表现都不能及格。甚至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都说，记者们不敢深入战场，报道的很多是谣言。

出生于一个中下层犹太人家庭的哈伯斯塔姆在进入哈佛时没有选择直接可以帮助其进入社会主流的医学、法律或者商业专业，而是新闻——一个当时最多能指望中层生活的专业。《哈佛红》(Harvard Crimson) 执行编辑的经历完全可以让他轻易进入美国主流新闻机构，毕竟他的前任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约翰·肯尼迪以及很多美国新闻界的大人物。要报道大事情，就必须置身大事件现场。他选择深入南部，在小报纸报道南部的民权运动，收入勉强糊口。

报道刚果和越南远远不能满足哈伯斯塔姆的叙事欲望。他说， 800字报道的空间就只有800字的视角。他有更大的观察视角，而且富于观点，因此必须要更大的写作空间。《哈泼斯》给他一万字的空间。还是不够。只有书才能给他足够的叙事空间。哈伯斯塔姆高产惊人，至今已经撰写出版了20多本书。他在六、七十年代撰写的书多数反映美国决策阶层政治生态，他们在越战决策中的角色和变化。赢得普利策奖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是关于越战最好的历史书之一，其书名甚至成为了英语的一个固定词组。就如该书书名，在对美国统治阶层精英人物他经常不吝使用最高级形容词和华丽的描述手法，一方面提供了一种神奇感的阅读体验，另一方面也让人对美国精英体制和民主的公平性产生深刻怀疑。

他的这种描述政治大人物的一种独特手笔延续到其他领域。1979年出版的The Powers That Be (中译本《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去年在中国出版，不过译名偏离主题太远，副标题实属狗尾续貂。)是第一本正式确立美国媒体在政治和公众生活中的地位，是美国新闻史上的浓重一笔。The Powers That Be展现50到79年代，新闻界与政治巨头之间在外交，民权，政治等重大美国社会问题方面的媾合与对立。看过伊拉克战争前一年美国媒体被政府引导的拙劣局面，人们必须经常提醒自己媒体有时同政府一样都不足信任。

越战结束后，哈伯斯塔姆很快被吸引到另外一种形式的冲突中——体育竞技——和平时期的战争。对于棒球和篮球的热爱使得哈伯斯塔姆同样在体育题材方面高产。一如既往，他对体育巨星的渲染手法与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中对政治大人物的描述一脉相承。

最令哈伯斯塔姆骄傲的著作是他的战争三部曲：关于越战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有关90年代巴尔干战争的War In A Time of Peace: Bush, Clinton and the Generals（中译本《和平年代的战争》前年在国内出版）；以及将在今年下半年出版的关于朝鲜战争的The Coldest Winter。《和平年代的战争》被称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政治和外交决策最权威的纪录。很少有政治类书籍像他的书那样让人着迷，令人无法释卷——这恐怕也是他令人着迷并让同时代众多记者仰望的原因。但哈伯斯塔姆说，“新闻报道无关个人名声。作为记者你越有名，你就越远离记者使命。”（托马斯·弗里德曼恐怕不会同意。）

4月23日，73岁的哈伯斯塔姆在旧金山遭遇车祸。他死在了前往采访的路上。

记者David Halberstam昨日在旧金山死于车祸。

在美国校园枪击案发生后的10多个小时内，很多包括本人在内的中国人都感到很不安，因为根据中国媒体援引《芝家哥太阳时报》Chicago Sun Times的报道，杀手是来自中国上海的留学生。这个报纸的专栏作家在Michael Sneed 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十分钟内独家宣布这个凶手的身份。后来被美国和中国媒体引用。与此同时，其他主流媒体只是说杀手是一个亚洲面孔的人。

自称作家和记者的James Fallows在博客上对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了全面报道。他问，Sneed是否会就此道歉。他说不会。不过我想，慰问过后，我们应该要求Sneed道歉。

剧Fallows说，Sneed的报道已经从该报网站上修改了（网易也修改或删除了此前的错误报道）。不过，原始报道可以在此处看到。

我给Michael Sneed写了邮件，问她是否道歉。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隆重推出《世界是平的》时候，在中国都能听媒体上的欢呼雀跃。不过这些年，老弗作为一个记者越来越多是一个name-dropper，让人少了很多尊重。一个记者如果言必称自己和某某跨国公司CEO打高尔夫时如何如何，这种嘴脸是很难让人接受的。就像很多靠拿红包供房的中国媒体记者一样。

当时《经济学人》的书评很不客气地数落了他一番（所以我连中文版都没有去买）。不过刻薄（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远不如New York Press的这个评论者。The difference between Friedman and an ordinary bad writer is that an ordinary bad writer will, say, call some businessman a shark and have him say some tired, uninspired piece of dialogue: Friedman will have him spout it. And that’s guaranteed, every single time. He never misses.

On an ideological level, Friedman’s new book is the worst, most boring kind of middlebrow horseshit.

美国弗吉尼亚工学院枪杀案发生后，网易新闻头条宣布枪手是来自中国上海的留学生，（根据翻译了《芝加哥论坛报》的消息），对此人何时在旧金山入境的细节描述都非常详细。然而同时，我看到的《纽约时报》和CNN，《金融时报》等都只做了枪手是亚洲面孔的人的一个报道。我当时就怀疑《芝加哥论坛报》本身的不可靠，并强烈怀疑网易新闻编辑其实不懂新闻编辑的基本原则。

今天的新闻确认杀手是韩国人。真替网易新闻可怜可悲。

据《纽约时报》今天的报道，这个韩国人在大学里非常怪癖。他的专业是英文创作性写作creative writing。据老师和同学反映，他写过几篇内容十分骇人的恐怖暴力短篇小说。看来这就是美国版的马家爵。不过他手上的武器更具杀伤力。

《华尔街日报》昨日社论力挺身陷丑闻的Paul Wolfowitz，认为很多人抓住他在女朋友调职问题来发挥、敦促其下台完全是出于权力斗争。而他所谓的问题其实不算什么大事（把女朋友调到美国国务院，收入比国务卿还高），大家应该集中精力支持他反对腐败的努力。

这种社论出自该报当然不意外。《华尔街日报》是伊拉克战争前最卖力的媒体推动者，它保持对战争主要设计者支持的一致性。当然，它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然而，不管在政府，在公司，在国际机构，哪怕在江湖，上层的权力斗争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本身不构成一个当权者保全地位的理由。

看过《纽约客》报道就知道，Wolfowitz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但一直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他和世行上下很多结怨太多了。只不过现在被人抓到了把柄。

看到最近出版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就决心要买。陈寅恪是治中国中古史的大师，但是三联出版的他的专著是文言写作的，而且没有一定史学基础是很难阅读的。放在书架上只能算是附庸风雅的摆设。不过，如果看讲演录情况应该就不一样了。想象一下，身着粗布衣长袍的陈教授在讲台上，摊开用蓝色粗布包好的讲义，盲眼讲课。可惜只有少数人有这个幸运。 该书不是三联出版的，居然也没有在三联书店出售。

 因为不久前听Chanel的设计大师提到英语写作者中E.B.White的文章是最耐看的，回家还专门翻了翻他与人合作的The Element of Style。此书被人（至少是美国人）捧为英语写作指导的圣经。看到翻译过来的他的随笔《这就是纽约》（当然是40年前的纽约）。虽然不能从译本中感受到E.B.White的文笔，姑且作为一个纪念。 没有去过纽约，可以去纽约的过去看看。

自张中行过世后，他的书重新出版了好几种。多次看到，但没有动心。今天在三联看到中华书局出版的一个系列。纸质和装桢风格与张老师的行文和人生哲学相映成趣。收入囊中。

还有一本庄士敦著《紫禁城的黄昏》。

他黑白名片上的职称是Writer。没有那个红色矩形的名片对很多人来说看似失色很多。即便在新闻界，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也不会特别多。因为《经济学人》是匿名写作的，上面自然也没有主编的名字——除了他的告别社论。而且该报纸的记者编辑基本不会借雇主的名号在外面赚取虚荣或销售书籍。而且据我所知，该报的编辑记者出书不少，但很少成为畅销书——当然这不能说明他们的著作就没有影响力，毕竟和他们专注的领域有关，鲜有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籍可以畅销的。不久前在西方和中国均畅销的Long Tail长尾理论的作者就是该报以前的科技编辑，现在是Wired杂志主编。Bill说是他录用了Anderson。

36岁的Bill能得到这份工作和他写的书应该密切相关。我没有这么直接问他，但我坚持这么认为。从牛津研究生毕业后他来《经济学人》面试但没有得到任何职位。大概两年后他在做博士项目时被该报叫回去做了记者。不久他被派驻日本东京。Bill大概在1988年出版了The Sun Also Sets，预言日本股市泡沫即将破灭，而日本经济将进入衰退。当时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有一些相似之处，国家囤积大量外汇，几乎有要买下美国的胃口。Bill的书出版不久不仅引起很大争议，而且预言很快成为事实——这就是所谓日本的失落的十年。该书成就了他世界性的成就。这几乎是所有的记者希望获得的成就。2006年，他在《经济学人》上写了一个专辑 The Sun Also Rises，认为日本经济已经走出了衰退。同年他出版了同名书Hiwa Mata Noboru。

有人批评《经济学人》虽然优秀，但过于傲慢。集体而言，也许是的。你经常可以从它的字里行间感受到那种傲慢和不可一世。但很难据此说背后的这些人同样傲慢。（我感受过Newspaper的人的傲慢，但他们不是记者。）听说他来北京，我本来想拖同事把书给他，或者留给饭店前台。他同意。但一开始我还有写忐忑，而且不习惯找人签名的。今天他发邮件给我同事说，没有在前台看到书。我立即拿起电话给他酒店打过去。我说我会在20分钟后到他那。幸好地铁只有一站。

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前意大利总理、亿万富翁贝卢斯科尼在论战中讽刺Bill长得象列宁。的确，他的秃顶和胡子使他看上去有点象列宁。不过下巴似乎更尖一些——根据我对列宁画像的记忆。前几年《经济学人》极力抨击当时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呼吁意大利拉他下台。在上次选举时，很多反贝卢斯科尼的选民就是扛着《经济学人》封面去投票的。封面呼吁Sack him! 他要了杯Cappuccino，我要的是巴黎水。Bill穿着很朴素。看得出西装穿了不少年头了。他不象Walter Layton, Hutton或者Andrew Knight气宇轩昂。不过他是我见过最显得有智慧的人——智慧的人平和，坦荡——或者这只是我一个索要签名的后生想当然的偏见。至少，这是我见过的这个公司最好接近的人。

我问他，do you miss your editorship?他说，可不。我接着吹捧了一下他。你看，你在任的这13年，这个报纸的发行量增长了一倍，从50多万到了去年的110万。而在20年代到60年代，增长几乎是平缓的。他说，哦，是啊，这令人很神往。当然这不完全是他的功绩。因为作为一个国际主义杂志，过去15年是全球化环球胜利的一段时间，也是英语在全球胜利的一段时期。一个鼓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160多年的报纸总算等到了一个美好时期——虽然他的影响力从来不是因为发行量。

接着我们谈到两周前的中国特别报道China and its Region。他说Dominic是第一驻北京的记者，而此前是依靠这边的自由撰稿人。90年代初期的其中一个就是现在北京分社社长的妻子。如今她是个小说家。他说当时向中国外交部申请设立分社非常困难，可能是因为当时该报社论对中国政府特别尖刻。尤其是95年台海危机那段时期。后来他专程来北京和中国社科院的人就台湾问题进行辩论。他说，“辩论很激烈，但我们之后吃了顿非常开心的饭。”直到98年，北京分社才正式建立。

我告诉他《人民日报》对Dominic的报道罕见地给予了非常积极的评价，称西方主流媒体慢慢改变对中国的偏见。我说，这不是媒体改变了，而是因为中国变了。（《经济学人》在中立性和依据事实写作的原则在该报道中没有丝毫折扣。冷峻的报道和分析远远比《新闻周刊》或《时代周刊》简单的用大标题呼喊中国的世纪要耐看多了。）他说，他很同意。（Bill，你客气了。）不过他说，《人民日报》系下的一个报纸（我告诉他是《环球时报》）的头版却提出了强烈批评。我说，还是《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能反映领导的意思吧。

我告诉他我决定今年买些该公司的股票，因为我不相信互联网会谋杀纸媒，而且随着《经济学人》越发强于竞争对手，而且后者数量可能进一步减少（却因为互联网）我相信它会有更好的市场。他说，他也不认为互联网会谋杀纸媒，不过美国市场的表现还有待提高。虽然在美国发行量占全球一半，但广告收入还难以和美国的地头蛇抢。

他说，6点钟和伦敦的出版社编辑有一个电话，也许让他的章节设计等等提出意见。在《经济学人》做主编地位有如独裁者，拥有绝对的权力和独立性。不知道他是否习惯听命于别的编辑。他说书原定与明年4月出版。我问是否会出个中文版，毕竟是有关中国的。他希望是的。

The Pursuit of Reason的序言是Bill写的。我让他就在落款处签名。他留下：Bill Emmott  Editor 1993-2006。

本公司CEO有一个称号：CBE，翻译过来是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ommander of Order,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简称CBE）。按规定，这个称号不能放在姓氏前面，只能放在后面，而且不在口语称呼中使用。当然这不算贵族头衔，而是一种荣誉头衔，有如5.1劳动奖章。

中午饭局上说起贵族头衔的用法。Steven说，Sir John Smith应该被称呼为Sir John，而不是Sir Smith。我记得不久前报道今年最大的公司丑闻主角加拿大媒体大亨Hollinger公司总裁Conrad Black使用的称号是Lord Black，而不是Lord Conrad。经过对英国主要媒体报道和首相网站的查证，在Sir这个称呼上，Steven是正确的；在Lord称呼上，我用对了。

当今世界只有英国人把这个虚荣弄得这么堂皇而混乱了。我们即便用错了也难怪，当今环球已经不是女王陛下的统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