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ligent Being

在一次饭局上有人问“《万象》杂志如何”。我说这是本知识分子的八卦刊物，探讨知识分子圈子里的陈年旧事或者探佚考证一些小雅之事。昨天在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居然）买到了林行止的《说来话儿长》，就是作者在《万象》上一些文章的集子，说的都是屎尿屁方面的考据典故。能将大不雅之事写得雅兴十足，也算是作者的本事。

让此书锦上添花的是前面的12幅黄永玉作的出恭图，中国以及外国不同地方人如厕的风格不仅令人莞尔，还引发不同生活环境中长大的人的童年回忆。

《信报》前老板林行止的经济文章似乎远不如这类知识分子八卦文章有趣。此人行文对中外文资料和著作似乎信手捏来，游走两种文化之间。看来英文好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还是很有用的。

《说来话儿长》这个话儿一语双关，说的就是鸡鸡的历史典故。不过林的文章主要来自一本有关阳具历史的《A mind of its own: a cultural history of penis》。林行止一开始就说，这不是书评。文章是有趣，不过我想文章原来也可以这样写。当然文章二道贩子泛滥媒体界（这里绝无贬低林的意思），很多文章看上去还很漂亮，其实没有作者的精神。以前写点什么，引用太多都不好意思。现在才觉得文章还有一种写法。现在有林行止，擅长写点闲文，过去有陈登原（著《国史旧闻》），按照读书笔记的方式，写的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资料摘编。

 

12月的海底地震让我的博克基本停滞了一个月，其中虽偶尔能发表，却十分吃力。

期间也经历人生的一番波澜。录下一笔，激励自己，继续下去。

昨天的文章看来多有些想当然。今天碰巧读到国学网站的一篇关于查氏兄弟的文章。作者称“百年来的文学大师中，穆旦最‘西化’，而金庸最‘古典’”；又说援引王佐良的话说：“穆旦的真正的谜却是：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在别的中国诗人是模糊而羽毛样轻的地方，他确实，而且几乎是拍着桌子说话”。这些可能都是正确的。但这不妨我前面的猜想，即穆旦必然对中国文字的掌握是十分深刻的，否则，无论如何受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也需要自己的卓越的中文来表达。但我极不同意“他最好的品质全然是非中国的”说法。这一论者恐怕没有真正读懂穆旦。从青年学生穆旦，到留美归国的学者，穆旦是个彻底的爱国者，也不是其堂弟金庸的大汉族沙文主义者。 我不是十足的金庸拥趸，但要为查氏兄弟大喝一声：好。

昨天在书店看到一系列当代诗歌集”年代诗丛”，价格很便宜，大概反映了这种读物的时代价值。我一直是诗歌的支持者。潦草翻阅了架子上全部的诗集，看来看去似乎不同作者写的诗差不多一个味道，就是没有诗歌的味道。勉强买了普珉著《光阴的梯子》，因为其中某些节与我当年有点类似（难道我也可以结集出版了？）。今天仔细翻看这本集子里的不同年份的诗。一种绝望的心情油然而起。继而回头去翻《穆旦诗全集》，平添了郁闷。穆旦是２０世纪现代中国诗歌的颠峰。后来有过短暂的北岛，顾城，等朦胧诗人一代，不过１０年。再后来几乎就没有诗人了。也许，将年代诗丛的作者放在穆旦面前有些不够公平。但我说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比。让我绝望的是那种似是而非，不中不西的语言和没有美，没有节奏，没有力度的短句子。能够看出来，他们一定受到了西方现代诗歌意象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只在皮毛上面。穆旦绝对是受到雪莱等英国诗人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是基于对英语的深刻理解。而成就他的诗歌造诣的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修为。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２０－４０年代我们还是有过一些杰出诗人的原因：他们一般具备两个共同特质：受过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同时深刻掌握了一种外语（一般是英语），从而使得他们能直接消化西方现代诗歌，这些人在新月派，现代社等团体中都能找到很多。

然而上述两点基本都不存在于眼下的诗歌作者当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