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ligent Being

纵横投稿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4年前的伊拉克战争和30多年前的越南战争很多方面都不具可比性，但如果把《吹哨者自述：五角大楼文件泄密者回忆录》(Secrets: A Memoir of Vietnam and the Pentagon Papers)和最近这场战争对比来看，人们会发现历史常常惊人的相似。

丹尼尔·埃尔斯博格(Daniel Ellsberg)的名字对于今天美国的大学生，甚至一些记者来说都略显陌生。1971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政府对媒体的禁止令，允许继续报道和刊载被政府称为威胁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五角大楼文件。“只有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媒体才能有效披露政府的欺骗行为”，大法官雨果·布莱克(Justice Hugo Black)在宣判词中称。这个被载入史册的荣耀似乎都被《纽约时报》独享了，而埃尔斯博格——这个五角大楼文件泄密者却几乎被遗忘。

这是一本让人们等待了30多年的书。埃尔斯博格平静而令人信服的记述证明这30多年值得等待。“这场战争不仅需要被抵制，还需要被理解，” 他说。年轻时代的埃尔斯博格是坚决的冷战政策鼓吹者和反共鹰派份子，职业生涯致力于研究针对苏联和中国的核威慑战略。作为兰德公司(Rand)的顾问和政府幕僚，他一开始也是坚定的越战支持者，但随着他对战争研究的深入以及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他意识到“这是一场道德和政治灾难，是一宗罪。”

五角大楼文件记录了四届美国总统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政策制定过程，这份七千多页的绝密历史文件是名副其实的WMD(Weapon of Mass Deception)。本书最动人心魄的章节不是泄密事件本身，而是对白宫决策者如何欺瞒舆论、操纵并利用幕僚对总统的忠诚来炮制情报达到战争升级目的的记录和描述。埃尔斯博格不仅亲历目睹了这一过程，而且实现了良知的转变。他在书中说，“约翰逊总统让越战升级完全是依靠秘密行动和谎言”。

新闻史对媒体在这段历史中的作用总不免言过其实，而具讽刺意味的是，埃尔斯博格表示，记者根本不是大政客及其羽翼的对手，“我清楚看到，记者们完全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完全没有察觉总统如何狡猾而且频繁地对他们撒谎。”埃尔斯博格的经历也证明，国会山的人在政府的谎言面前也未见得高明，他们一样无能为力，不要指望他们告诉公众事实真相。

再看看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上的作为，埃尔斯博格所说的难道只是30多前的历史？

因此从这点上说，这本回忆录弥足珍贵。它提醒人们：即使在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新闻媒体的独立精神多么重要；在三权分立的总统制下，权力执行机构也可能变得罪恶；而独立司法又是多么令人敬畏和不可或缺。

中午路过东单中国书店，不免折进去看一眼。却有好收获。

上次在这里买了本1966年出版的Vietnam，再次调起了我对那段历史的兴趣。今年早些时候买了五角大楼文件泄露者丹尼尔.埃森博格的自传，今天就淘到了五角大楼文件发表机构《纽约时报》记者Neil Sheehan的这本五角大楼文件报道合辑The Pentagon Papers。书中有64幅以前没有看到过的历史照片。

Victor Lasky的JFK传记JFK,The Man & the Myth准备出版3个月后，JFK被暗杀。Lasky可能是出与尊死者讳，撤消了该书后来的印刷。今天淘得的绿色封面和书页的这本传记出版于1977年。美国对JFK有着宗教般的着迷，有关其的书籍汗牛充栋。不过这本书不能错过。JFK在美国人心目以及历史当中的伟大地位可以说是那个叫奥斯瓦尔多的暗杀者造就的(JFK在前往达拉斯前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降到新低。)。因此JFK身后的多数传记有更多的溢美。而此书是唯一在JFK死前出版的传记，因此没有那么多崇拜的情愫在里面。

出于对中学时代学习英语语法的疯狂的纪念，买下了1927年出版的English Grammar Series: BookII Idiom and Grammar for secondary schools。（只有我当时读的薄冰编写的英语语法的1/4厚。）这是英帝国为殖民地印度的学生编写的语法书。如今中国人不需要英国人编写语法书，自己用复杂无用的笔试把中国学生年轻的头脑英语殖民化了。该书最早出版于1899年。

昨天北京台启动新版《红楼梦》电视剧选秀活动，众星捧场，并最近同步播放20多年前的电视剧。又可以热闹几年了。不管多俗，我还是乐见公众话题落在红楼上。

今天播放的刚好看到26和27回的剧情（只要播放我就看），恰恰是昨晚看的脂批庚辰的章节。电视剧的对话完全是书中的语言，也算一种温习。看到“翠滴亭杨妃戏彩蝶”，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的宝钗追着蝴蝶的样子煞是好看。轻快的步伐让我再次想起，宝钗定是旗人。否则三寸金莲，怎么追着蝴蝶在园子里那么美丽。批者在书旁写道：可是一味知书识礼女夫子行止？脂砚一句话就驳翻所有给宝钗强行套上“封建礼教代表”面具的人。博学如宝钗，才情如宝钗，通情达理如宝钗，世间哪有第二。

那么谁配得上演宝钗呢？

昨天老婆告诉我民生银行有一个港币投资产品，承诺年收益4%多，这与招商银行的类似组合雷同。回家后研究了这两个方案，发现银行为了吸引客户，着重强调了回报，却没有对投资风险甚至投资领域有任何描述。

之所以是港币或美元的投资品种，肯定是将这些资金投入到海外市场，（至少比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渠道丰富），可以通过一般性金融产品和衍生产品来达到回报承诺。作为普通投资者，你可能永远不知道银行如何运作这些资金。

今天《金融时报》头版披露，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对衍生产品投资的开放尺度有严重问题。目前有88多亿美元国内银行的存款（个人或企业的）通过QDII投资海外市场。然而即便国内最优秀的投资机构对衍生产品——对冲基金最喜欢的复杂的投资品种——并没有记录可循的投资经验。

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虽然都不在披露之列，但猜得到他们都有各自的渠道进入海外市场。不过，这一点都不cool.

银行和地产商一样，都把投资者当成傻瓜对待。有一天市场会惩罚你的。

如果从一百米的空中鸟瞰，这里就像是天安门东南方位的一块伤疤。你走进位于正义路南、前门东这一带，你能闻各种异味——仿佛从伤疤里流出。这里断壁残垣，与数百米相隔的街区恍若两个世界。从那些已被拆除或即将被拆除的胡同人家门前路过，你仿佛看到了100年前的北京内城城墙外南端一角：一个车夫走足妓女小贩聚居的地方。几近荒凉的胡同和寥落的人家，光膀子斗蛐蛐的爷们，卖菜和水果的外地人，政府的宣传海报——这里正在拆迁。

黄昏中的这些断壁残垣、门墩和腐朽的门上的锁告诉你，这里的贫穷和在城市中的地位在过去100年甚至200多年中都不曾改变。

利群烤鸭店Liqun就在这里。顺着残缺的胡同墙壁和工棚上涂鸦的字样Liqun，路过垃圾堆和公共厕所，屏息几秒钟，你便能找到北京最受欢迎的烤鸭店。

有时候，人力车会载着客人从正义路路口进来。这里坚持用果木烤鸭——这个已经被全聚德摒弃的传统。在一个拥挤院落——绝不是四合院——接待那些使馆官员和夫人，西方游客，城市新富，三教九流。

你用粗糙的餐巾纸擦掉嘴角流出的烤鸭油和酱。红酒一旁，下酒的是却是拍黄瓜、鸭内脏或其他北京餐馆常见的家常菜。北京话，四川口音，英语，你在21世纪初，也在19世纪末。

大英帝国的遗民至今津津乐道于他们向世界输出的两样东西：足球和议会制民主（或曰内阁制）–虽然美国人对这两样东西都不买帐。

1866年，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述英国政治体系的运转方式及其优越性（和美国总统制的弊病），并将之输出到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其殖民地，巩固帝国的统治。次年这些文章整理成集出版，这就是世界经典政治著作的《英国宪法》(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英国从来没有成文宪法。白芝将英国宪法定义为两部分：尊严（君主）和高效（内阁政府）。他敏锐和睿智地分析论述了英国君主、首相和内阁的角色，并毫不掩饰地嘲笑美国的总统制。”议会制令公众开化，”他说，”而总统制却让之腐朽”（ a parliamentary system educates the public, while a presidential system corrupts it.”）。听起来似乎地下的白芝浩在嘲笑布什。

虽然商务印书馆已于去年出版了中译本，但对那些希望领略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最优秀政治评论文笔的人来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影印的剑桥版非常值得收藏。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生动有趣的政治著作，你不会看到任何故弄玄虚的法律名词或学术用语（只援引过一位理论家的一句话）。白芝浩书中那种培根式的隽语俯首皆拾，他对女王的描述即便放在下周出版的《经济学人》上也都恰如其分：为什么一个隐居的寡妇和一个无所事事的后生(a retired widow and an unemployed youth)一举一动如此重要？（因为）常言道人类受其想象力的驾驭，不过更确切的说是人类受其想象力之弱点的驾驭。白芝浩为英国君主立宪制提供了最权威的理论支持。

《英国宪法》也可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记者著作。 虽然被同时代的人称为金融银行家，政治学者和评论家（和一个失败的议员候选人），”我是个英国记者（English journalist）”，白芝浩说。他是《经济学人》历史上最伟大的主编，该报商标式的写作风格便是继承了他的语言风格，精辟朴素–除了一点–今天的《经济学人》反对让那个隐居的寡妇和无所事事的后生继续代表他们的国家。

唐德刚说，中国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专制（目前依然有效）之所以得以延续，而民主得不到发展的原因就是没有中产阶级。因此，中国要发展民主，第一要素就是发展中产阶级。

《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一个专题最近一直在讨论中国有没有中产阶级，什么人算是中国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道德问题等等。Middle class被翻译成中产阶级本身是有争议的。

这些年中国社会的变化实在太快，很多人突然就过上了10年甚至5年前只有在电视上看到了西方式的生活。当然，大家也开始讨论自己的社会阶层的标签。就像《金融时报》中文网做的工作一样，多数讨论依然停留在定义问题，很少有人将社会流动性（人往高处走）和公平性提出来讨论。而所谓中产阶级/阶层的问题就是社会地位/经济的流动性(mobility)问题。

《经济学人》过去几个月也一直在谈论这个话题。看看这些报道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人，尤其是那些存在传统的阶级/阶层问题的国家，人们是如何看待自己和别人的阶级/阶层认同的。

上周出版的The Economist 对英国民众的阶级身份认同作了个调查报道。英国人曾经号称对阶级问题最为敏感。随着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阶级格局逐渐模糊。但YouGov做的调查发现，英国人依然对阶级class——别人的和自己的阶级/阶层标签十分敏感。那么辨别阶级/阶层身份的标志是什么？该文说，包括职业，住址，口音和收入。有趣的是，收入居然才排到第四位。The fact that income comes fourth is revealing: though some of the habits and attitudes that class used to define are more widely spread than they were, class still indicates something less blunt than mere wealth.

我就此问了一个白人同事。据其解释，在英国，钱不能帮你买来上层社会的身份。

如果讨论阶级/阶层问题，而不涉及社会流动性，那就显得不是那么诚心和负责了。48%的年龄在30左右的英国人认为，他们未来的状况预计比父辈强。但只有28%的人认为自己更上一个阶层。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认为他们自己和孩子生来是什么人，到头来还是那种人。More than two-thirds think neither they nor their children will leave the class they were born into.

根据《经济学人》稍早的报道，如果比较下一辈与父辈的收入，或者考虑人们在一个收入阶层所在的时间长短，北欧的社会流动性远远大于美国。英国不如北欧，但强于美国。

又根据该报几周前的特别报道，美国的贫富差距不仅在扩大，而且美国梦——从一穷二白的底层通过努力工作而达到中上层——事实上变得越来越遥远。如果要有更好的人生/职业前景，努力工作不如有个好爸爸。

在中国，难道不正是如此么？

问题就在于，中国越来越像美国了。欧洲人对贫富悬殊的问题非常关注，并通过公共支出帮助人们通过教育改善人生处境（也因为他们纳高税）。但美国和中国都没有这样的机制，帮助平衡社会的不公平——尽管公平不是政府的目标。

先把什么是中产/中层阶级的问题放到一边，看看如果帮助更多人进入这个阶层吧。

 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顿(Samuel Morton)说，美国最好的历史书籍是记者们撰写的。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因此，对于任何对美国新闻界、政治和社会稍有兴趣的中国读者来说，哈伯斯塔姆尤其不容错过。

8月出版的The Powers That Be中译本《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写于美国新闻媒体的力量达到巅峰时的30年前。虽然今天美国的媒体世界以及政治光谱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本书的阅读价值不减当年，对于中国读者尤是——通过历史了解现在。《媒介与权势》展现的是哈伯斯塔姆经历并记录的那个年代，新闻界巨头与政治巨头之间在外交，民权，政治等重大美国社会问题方面的媾合与对立。在60、70年代，美国新闻媒体不仅刊登或播出历史，而且参与创造了历史。看过伊拉克战争II前一年美国媒体被政府引导的拙劣局面，人们必须经常提醒自己媒体有时同政府一样都不足信任。在媒体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方面，新闻史学者和记者们总是有点言过其实。本书亦不例外。另外，它并不旨在探讨谁在掌管美国——中译本副标题实属狗尾续貂。

哈伯斯塔姆似乎生来就是写大事的。这位《哈佛红》(Harvard Crimson)的执行编辑毕业三年后进入《纽约时报》，在30岁时因发自越南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奖。哈伯斯塔姆已经撰写了15本书，其获得普利策奖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是最好的关于越战的历史书之一。

如果30多年前的美国新闻界和政治让我们多少感到时空陌生的话，那么过去的90年代应该依然历历在目。但参加过1999年5月反美示威游行愤怒的人们，是否真的清楚在那一年以及此前10年巴尔干和美国发生了什么？

写于2001年的War In A Time of Peace（中译本《和平年代的战争》去年在国内出版）细致且丰富地展现了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主要人物并华盛顿政治掮客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冷战后10年中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各种因素。此书被称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政治和外交决策最权威的纪录。哈伯斯塔姆的写作一如既往的考究，很少有政治类型书籍阅读起来如此让人着迷，无法释卷——这恐怕也是他令人着迷并让同时代众多记者仰望的原因。那小段对B-2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最臭名昭著的一次轰炸失误”的描述或让一些人心存不满，但全书不妨我们公平地了解巴尔干的过去以及90年代美国，并审视自己轻易被民族情绪煽动的神经。

Today i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beginning of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like a sharpened knife cut Chinese soul into piece. The healing will take another 40 years or  several times of 40 years.

Today the whole nation is silent of the disaster.

今天是文革发动40周年。这场灾难将中国和中国人的灵魂割裂碎片。治痊它可能需要另外一个40年或很多个40年。

今天，这个国家在沉默中忘记了这场世纪灾难。

最近三件事让人们对全球变暖问题感同身受：阿·戈尔(Al Gore)主演（他自己）的记录片电影，《冰河世纪2》以及本周关于热浪席卷全球的电视报道。不过乔治·布什也许更加心安理得地确信，世界变暖不是什么威胁。因为他最近读了State of Fear，（真不容易）。据福克斯新闻网的评论员弗雷德·巴恩斯(Fred Barnes)说，布什前阵子邀请该小说的作者迈克尔·克里其顿(Michael Crichton)来白宫谈了一个多小时，宾主相谈胜欢，几乎达成全面共识。据巴恩斯称，此事之所以没有被披露是因为白宫不想激怒那些环保主义者。

该书2004年出版时当然引起了环保主义者的愤怒。克里其顿一直很擅长将一些新近的科学研究成果作为小说主题，不着痕迹地编织在小说情节或人物对话之中。很多中国读者可能不一定熟悉克里其顿这个名字，但可能都看过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侏罗纪公园》，而这部惊悚小说的主题就是基于基因研究。

State of Fear（暂无中文译名）的情节依然很好来坞式，然而故事重点不是最终揭露了极端环保主义份子的谋杀阴谋，关键是借助来自MIT的探险教授和失踪的亿万富翁的律师之间的对话，揭示一个全球性阴谋：全球变暖其实是个伪命题，它是极端环保主义和科研人员为了争取捐助和经费制造并误导媒体的结果。

很多人读完《达·芬奇密码》后相信了天主教会的那场阴谋一样。克里其顿就具有这样的天赋。撰写这部小说之前，克里其顿花了三年时间研读了很多环境研究报告。克里其顿将选择的结论和数据穿插到小说当中，并对各项数据、图表或结论提供了来源注解。随着情节的推进，你会逐渐站到克里其顿的一边。根据克里其顿在书中提供的资料，最近这20年的变暖趋势不过是人类漫长历史的气候变化一个插曲。

对于全球变暖这个伪命题，克里其顿笃信不疑。小说结束后，克里其顿在书后列出了他针对全球变暖提出了他的25项观点以及一篇题为”为什么政治化的科学是危险的”的短论。

克里其顿的某些观点并不乏知音。他说，没有人知道现在的变暖趋势在多大程度上是人为结果。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两周前还就温室效应撰文质疑称，长期气候预测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预测复杂系统的行为并非易事。

克里其顿还得出一个结论：多数环保原则在实际效应上是保护了西方的经济优势，并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现代帝国主义行为。这会不会是布什没有与克里其顿达成100%全面共识的分歧所在呢？

（该书在北京一些大学门口的旧书摊上仅售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