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ligent Being

《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写到Samuel Eliot Morison，一位号称美国２０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最后一位骑马上班的哈佛历史教授。他写了５０多本书，其中两本获得了普力策奖（美国喜欢这套）。据该文作者描述，读Morison的书，你几乎会听到自己说“的确，是的”，即便你可能不同意他的立场。这是因为Morison很讲究把文章写得漂亮。他在１９４６年出版的”History as a Lietary Art: An Appeal to Young Historian”中说，美国历史学家只顾铺陈事实和揭露真相，但却忽略了文章质量，“他们忘了还有一门写历史的艺术”。

这不禁让我想到唐德刚老先生在〈晚清７０年〉序言中写的，当今很多历史书写得十分枯燥，大量的注解和学术规范桎梏，有趣的主题写得无趣，有的人的注解甚至长达可以单独成书。我十分同意，不过唐老先生的这本书的第一卷也不太有趣。他把的早在重庆读书时提出的“郡县和封建”理论贯穿在第一卷这册合集的多数文章中，重复重复再重复。

其实中国人以前写历史是非常注重文华的。〈史记〉被誉为“无韵之离骚”，据说前四史的都文才斐然，也有人说〈晋书〉比〈后汉书〉，〈三国志〉更加精彩（前四史我还没有读多少）。当然中国古代的史官都是文人，文字工夫当然了得。而中国的传统本来就是文史不分家，从某个角度说也就是要把历史书写漂亮。

不过，这个传统没有被后人继承光大。最近６０年的史书多数读来无趣。某出版社出了一套帝王传记。我有〈雍正传〉和〈万历传〉，其实这两个人和这两个朝都有十分精彩的故事，偏偏作者都写得枯燥，读不下去。而上述两本书分别是当下国内重量级的清史和明史学家写的。

而另外一方面，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把史书写得好读了，就可能畅销。这下就可能招致学术界内部的冷嘲热讽。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是个典型。其实不是所有美国人（有文化的那部分）都认为Morison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一个原因恐怕就是他有很多畅销书。中外学界一个德性。

Morison还说，在美国能读的历史著作都是记者写的。如果单从写作技巧说，记者写的书应该是要好看些，不过，记者写的历史著作内容上往往距离现在很近——毕竟记者观察的是明天的历史。从David Halberstam到Neil Sheehan，这些记者写的越战的书的确是最好的历史著作。但是，这个现象在中国就不存在了。

不过，同在哈佛的历史学家英国人Niall Ferguson的书据说写得不错，〈经济学人〉最近在一篇关于他的一本书的书评中说，（Ferguson）has since become what his more academic colleagues call a popular historian…. his books are a good read。这样看来，老莫的这位后生很好的理解和继承了History as a Lietary ArtMorison。（顺便说句，Ferguson对这篇书评一点都不买账，写了封信把该杂志痛斥了一番。）

半夜醒来寻夫君，电视机前听哨音。

只道不解足球情，谁知芳心似水清。

——赵瑾答复domedia播客

前天Steven问我，什么中国球迷一般都是支持那些强队，比如巴西，英格兰，荷兰等，而不是和他们竞争的相对较弱的球队。我很本能地想替中国同胞辩解几句：因为中国球迷看了很多英超或意大利甲级联赛。比方我本人就是意大利的支持者，因为这是我从1990年以来就熟悉的国家联赛，加上我（和我弟弟）都是巴乔（现已退役）的球迷，所以爱屋及乌。

据央视新闻播出的一项调查，有1/4的中国球迷支持意大利。我觉得原因不外乎上述两点。在这个调查中，巴西，英格兰，荷兰，阿根廷也有很多支持者。

但我没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球迷在一场强弱对抗中一般不会支持弱队。

中国人是非常实用主义的。服膺强者就是实用主义的一个方面。比方现在中国的正规学校或培训学校采用的英语教学标准很明显是亲美的（那些美国口音和单词拼写！），这其中除了美国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外，我想还有很多人对世界超级大国在某种自然倾向。（幸好，我们对足球的爱好没有跟着美国走。）

电影“无极”有句台词：跟着你有肉吃。（原来它也不是一无是处！）跟着美国口音有工作？！

再看看那些商业媒体，似乎他们舔外企老板的屁股的口水声比对国内企业要大些要爽些。媒体们都跟在李开复们的屁股后似乎很还sexy，而对那些真正体现企业家精神的土鳖老板就没有那种精神气了。

世界杯周期成为了我丈量岁月的标尺。1990年，我花20元（很贵的）买了本香港出版的彩色的足球杂志（球员名字是按粤语发音翻译的），是当时对即将开始的世界杯最绚丽的描述。回到学校后，我的两个同学为了争抢着本杂志，不仅把它扭曲成了一把彩色腌菜，而且大打出手。这两个人现在都还是我的朋友。1994年，世界杯在高考前20天开始了。语文老师批评我上课打瞌睡——他不知道世界杯在进行。高考结束，刚好半决赛开始。1998年，大学毕业。我和同学在北京街头的酒吧或餐厅坐到天亮。此人现在在美国——而美国看不到世界杯。2002年，我在道琼斯。那是唯一一次不需要熬夜看球的经历。2006年，我晚上一个人看球，老婆在睡觉。

岁月啊岁月。

从买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以来，我就在盼望《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的出版。昨天终于拿到了四册邓遂夫校的庚辰校本，书架上便有了5种《红楼梦》。然而我惊愕地看到图书编码页高鹗的名字也被列为作者——象所有市面上普通版本的《红楼梦》一样——位列曹雪芹的后面。

是难过还是哭笑不得！？

200多年来，《红楼梦》和红学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普及到大众。虽然成为中华显学100多年，但话题的主导都在一些所谓专家手中。我曾质疑，为什么各类脂本和其他版本都那么难得在书市获得。那些红学家或学者讨论的那些版本似乎成为了部分人的垄断。不知道是什么因素所为。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刻意所为。

于是，人们都习惯地认为《红楼梦》是芹溪与高鹗合著而成。于是，庚辰校本出版商作家出版社的责编习惯地将高鹗认作作者。有意思的是，作家出版社在甲戌校本的图书编码页将脂砚斋列为作者。而在庚辰校本将其列为评注者。这分明反映了编者或者校者的矛盾。的确有人称，雪芹的“红颜知己”脂砚斋其实也是该书的重要参与创作者——如果不直接称之为作者的话。当然，有2100多条评注的庚辰本有一些不是脂砚斋所作，而只残存16回的甲戌本的评注基本上是她所为。然而，脂本石头记分明不关高鹗事——《红楼梦》无论争议多少，这确是毫无疑问的。

习惯。可怕的习惯。